裱在记忆里的时光|高春|掌上曲靖

父亲一进门,我们忙去把他的背箩卸下来。年关将近,我们已经很忙碌了。猪已经宰掉,火腿正在入盐。衣被也已经洗干净,只要不是雨雪天,村庄就飘起五颜六色的旗子。父亲就在那么一个晴朗的天气里赶街回来了。背篓里,除了年货,还有我们日思夜想的东西——旧报纸。父亲悠悠点上一根烟,说,别急,别急,今年多称了几斤的。


蓝色的烟雾延着窗户,顺着楼板,慢慢晕染开来。我们姐弟三人叽叽喳喳,争着要解开绳子。父亲买的报纸,除了用麻线结实地捆,还用母亲洗得干干净净的布袋装好,生怕被其他东西压坏,放在背篓的最上面,又担心下雨淋湿,再覆以油布。烟雾缭绕里,父亲黝黑的脸上泛着满足的微笑,仿佛完成了春节前一项最为光荣的任务。


滇东北的农村,是没有腊八节的,没有大年小年之分。但是,一入腊月,年味就浓起来,直到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报纸到来,我们心才落下来,仿佛这才确信,真是要过年了。既然是过年,打扫当然必不可少,但洒扫的并不仅限于地板,家里的角角落落都得顾及,甚至天花板,甚至墙壁,甚至柱子。扫把所及之地,灰尘蛛网务尽,这是为了一件极其繁琐而重要的事情做准备——用报纸裱板壁。


我家的房子是土木结构,木柱子,土墙,青瓦。土墙是用地里的泥做成,我们叫它土基墙。乡村就仿佛是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一样。屋里的楼板、墙壁都是木板,墙壁这部分称为板壁。回风炉还没进驻农村时,火塘成为人们烧火做饭取暖的地方,烧出的烟把土墙和板壁熏得油黑,为了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就得遮盖掉这黑乎乎的土墙和板壁。


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腻子粉一刷,墙壁雪白平整,天花板则是有花纹的层板,用钉子一定,几年不用换,那气派,有城里人的样子。我们家里穷,腻子粉是奢侈的,土墙是用爸爸买来的石灰块刷白。石灰块放水里一泡,水立即沸腾起来,石灰块便散成粉末溶于水里,捞弃不能融化的石灰块,剩下的便可用刷子蘸刷在墙上,虽没有腻子粉那样细腻,但同样能让墙壁变得雪白,只是稍有不慎便蹭一身白。板壁可不能用石灰来刷,于是,报纸便成为必需品。


父亲常年与牛和泥巴作伴,他不读报,也没报纸可读。好在,乡街上可以买到报纸的,报纸一摞摞堆着,都是过了时效的旧报纸。腊月初,父亲就得在赶街的日子把它们买好,这时候的报纸,宽大,崭新,而且价格低廉。要是临近春节买,不光贵,卖相还不好。报纸的到来,对于我们平时没钱买书的姐弟三人来说,是无比兴奋激动的,因为,我们即将享受一年一度的阅读盛宴。


我一直认为,报纸来到我们家,是幸运的,在我们家,它实现了作为报纸的最大价值。而这壁上光华,也照亮了我们年少的阅读之路。


母亲用面粉搅好浆糊,姐弟仨的贴报纸工作就开始了。相对起别人家,我们的进度相当缓慢,边读边贴的确耗费时间,然而却是难得的快乐时光。令我们捧腹大笑的幽默笑话,让人眼界一宽的杂文,遐思无限的诗歌散文,运气好的,还会碰到连载小说。报纸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遇见诗人海子、北岛、舒婷,也领略了郁达夫、梁实秋散文的魅力。


贴报纸是个技术活,贴的地方不一样,手法也不同。天花板尤其难贴,先把报纸平摊在桌上,四角中央刷上浆糊,两个弟弟拿着报纸的四个角,站在椅子上,把报纸举到贴的位置,用手从中间往四个方向平抹去,这样贴出来才平整不会有褶皱。贴板壁省力得多,我一人按住报纸上面的两个角,一人从上往下平抹,报纸便服帖的黏在板壁上。


剪刀也在合适的时候,派上用场:


而我们,思念着引伸的幸福

就会觉察到

几乎令我们吃惊

当幸福的形象飘落


这首里尔克的《哀诗》,最终贴到了笔记本上去。在一个懵懂少女的心,这就是最好的压岁礼了。那些被剪得洞洞眼眼的报纸,便成了补贴边角的好材料。


贴好的报纸映照着石灰粉刷白的土墙,家里确乎亮堂多了。


报纸贴好后的任何日子,都可以成为阅读的日子。端着饭碗读 ,啃着苞谷读,嚼着洋芋读,背手读,踮脚读,蹲着读,歪头读,仰头读,伸脖读,极尽身体之所能读。虽姿势不雅,时间长了脚疼脖酸,但沉迷其中亦浑然不觉。


多年后,父母住的老房子虽然青瓦依旧,但也用上了腻子粉和天花板,烟熏火燎的生活一去不返。报纸裱板壁,也就从我们家迎接春节的仪式中消失了。父亲的背箩里再也看不见报纸,仿佛那些报纸,和岁月一起,裱在了父亲深深的皱纹和渐渐佝偻的身板里。


如今,看着办公室里落满灰尘的一摞摞旧报纸,我想,它们也许不再会去亲吻谁家的墙壁,不会再增添谁家春节的光彩。又还会有哪家的少女,在得来不易的一堆报纸面前,渴求地、贪婪地、兴奋地、嗅着它的香味,然后沉沉地读下去,读下去……也许,正像里尔克说的那样,“而我们,思念着引伸的幸福”,那一层层的旧报纸,还依旧装裱着我记忆里的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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