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以后，我对教育的理解又深了一些。

一个妇人，约莫50岁，用背篓背着一个孩子走进我的办公室。“你是校长吗？”她边放下孩子，边问我。我不明其来意，同时机警地发现这个孩子有些与众不同。“嗯，你有什么事？”

她停顿一会，央求我收下她孙子。她孙子8岁了，去周边某学校，学校不要；去私立幼儿园，读了一个学期，幼儿园拒绝了；去聋哑学校，不要。她是本地人，请我务必收下她孙子。说到这儿，我突然记起，我认识她和她孙子。她孙子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上厕所……我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我不敢收这孩子。并向她提出建议，这孩子需要专业老师指导。我把我们的困难一一摆了出来，她唉声叹气起来：“哎，总要读书啊！”但她最终还是回去了。我虽然拒绝了她，但心里并不好受。

去年九月，她又来找我。我实在推托不了——不，我不想推托了，便答应了她。我们负责把她孙子的学籍录进系统。因为她家是建档立卡户，我向她承诺，他们该享受的政策，我们决不会打一丝折扣。我依然建议她带孙子去专业学校咨询，还要带去医院检查治疗。

后来，始终没有什么专业学校愿意收她孙子。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不是办法——孩子没有错！我再一次了解其详细情况。孩子的父母几年没回家了，所有教育抚养责任全落到了孩子奶奶的身上。她越说，我越心酸。她还向我出示了一份证明——孩子患有孤独症，目前无语言功能，生活不能自理，无学习能力，重度智力障碍。我同情这个孩子，也埋怨他的父母——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说是说，但我不能不管。在脱贫攻坚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在教育路上，一个孩子都不能少；我陷入了深思，这件事让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去山那边看看。

晚饭后，我带上校务班子成员和班主任一行六人驱车向那孩子家的方向驶去。虽然之前教育扶贫我们去过他家几次，但我还是找不到路。我开车沿着水库下面的水泥路缓缓向前，前方是一道陡峭的山坡，我换到一挡，任由汽车“呜呜呜”响个不停。上坡路一段接一段，翻上第四个陡坡后，再翻一个坡，七拐八拐，左转右转，我感觉他家就在附近了。我们一起下车询问。门上的建档立卡户信息告诉我们，我们找对了。可大门紧闭，屋内无人，我掏出手机联系孩子的奶奶，她说她在老房子，那里有自来水，这里没有自来水。我们又沿路返回。凭借一点模糊的印象，我们找到了她的老房子。

一栋土基房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走了进去，光线暗淡，只见屋内陈设简陋。穿过过道，我们拐进了客厅，里面只有一组简易的沙发，孩子奶奶背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我们找的那个孩子独自在堂屋里，他的头发乱成鸡窝，小脸瘦黑如炭，目光呆滞，小嘴油亮，鼻涕耷拉，身体晃荡。我拉住他的手说：“小瑶……”我并不知道要说什么，“你听得见老师说话吗？”他斜扭过脸，一把从我手里挣脱出去。我提起书包，“小瑶，你看这是什么？”他推开我。我拿过一年级教材，他推开我。我拿过一本植物的绘画本，指着一幅图说：“你看这是什么？”他推开我。我拿过一本动物绘画本，指着一只动物说：“你看小白兔。”蒋老师和他奶奶同时拉住了他。他奶奶说：“小瑶，听话，老师教你！”蒋老师说：“小瑶，你看多好看！”他推开我们，发疯似地奔到沙发上，然后“咣”一下顺势倒进了沙发里，黑黑的肚皮暴露在灯光下。我们也坐到沙发上，向小瑶奶奶了解情况，并提出一些自认为可行的教育方法。

小瑶奶奶委屈地说：“我真没办法了！他爹妈不管，我还要带背上背的这个娃……”她的脸上写满无奈和不知所措。我知道她心里在滴血，她到底还能做什么呢？小瑶不会吃饭，她一勺一勺喂；小瑶不会说话，她一句一句带着说；小瑶不会上厕所，经常弄脏裤子，她一次一次换洗……她一次次带小瑶去学校，她一次次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她还要种那十多亩地……她该是心力交瘁了。她接着说：“老师，你前次和我说去办残疾证，我办了——一级重度残疾，有几千块钱……”她不说了。

不知不觉，小瑶闭上了眼睛睡着了。看来，我们的送教上门无法继续下去了。我看着他的小肚皮，双眼迷茫起来。我们该怎么办？不一会儿，小瑶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李老师拉住他的手，仅仅是拉住他的手，他就顺势倒进了李老师怀里。几个女老师和他说话，他面无表情，靠在老师怀里，又闭上了眼睛，睡得很香。

我提议走了。小瑶却突然醒了，拉住柳老师不让走，拉住龙老师不让走。龙老师任由他拉着手。小瑶又拉着龙老师去外面，朝我们来时的方向望去，一直带着龙老师朝前走——落日余晖下，小瑶的背影像一把刀插进我的胸膛。几个女老师说，可能他是想妈妈了。女老师就任凭他拉着手，紧紧地拉着。小瑶奶奶大声训斥道：“小瑶，放开！小瑶，放开！”

在驱车返回学校的漫漫长路上，我不说一句话，任由晚风冲进车窗，砸在我的脸上。

几天后，我们买了文具、图书送给班上家庭贫困的孩子们，并一对一地嘱咐他们——要好好读书啊！

在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路上，我们将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