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时代需要铿锵的诗人|任正铭
——评组诗《庚子年春节:防疫记事》
珠江源晚刊 2020-02-27 20:00:00

我在重庆住的是独栋楼,没有小区,有关方面按照防疫的要求,直接把我住的楼封了。每一家人只能每三天出去一个人,凭出门条去附近超市买菜。我自然没有买菜的资格,就天天被关着,天天捧着手机打发日子,这样的生活到今天不觉有二十余天了。

被封闭在家里的日子,在手机上看到了铺天盖地的“抗疫诗”,据说有的作品是得知疫情的当天就发布出来了。我却认为,当惊闻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袭击武汉,造成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而首先想到写诗的诗人,并不是我所认可的诗人,或曰至少不是我所推崇的诗人。这个道理很浅显,就像在自己的家庭里,突闻亲人罹难,或疾病或车祸,措手不及中,本能地当是一种感情的痛苦煎熬与坠落,而非是在第一时间里去怎么样赶着写诗,思考如何让诗的表达更完美。如果这个人是诗人的话。

反之,经过一些时日的痛定思痛,这种痛苦的感情经过时间的沉淀,日趋于理性时,以诗的语言,敲打着心中的块垒,那种经过击碎,经过叠加组合的感情意像,则往往更具有诗的穿透力。这可能就是经过疼痛的炙烤,淬炼,诗的诗情才更为纯真,更为浓烈,更容易打动读者。在这万人悲恸的时刻,也就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我认为黄官品的诗歌新作《庚子年春节:防疫记事(组诗)》,当属此列。

其实,我并不赞同地震诗、抗疫诗这样的诗歌类别划分。它只是诗歌创作取材的不同,而在诗歌创作的情愫积累上,是与其它诗歌创作的规律是一致的,都是一种情到深处的感情喷发。组诗《庚子年春节:防疫记事》一共14首,诗人正是紧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突袭中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用反复铺陈的方法,基本上是围绕着中国老百姓本该阖家团圆、万众欢腾的春节,以多组特写镜头的方式,原生态地记录了一个个在疫情阴影下的普通人的春节。不只是悲愤的宣泄,更多的是记录了英雄的中国人民,那种不屈的抗争!诗人在《蒙面而来的疫情》中这样写道:

大江南北,拿着请战书的白衣天使

全副武装离家逆行封城的武汉

从死神手里,夺回上封条的肺

大年三十,那么多人戴上口罩抬起低垂的头

从城市到农村的路口,擂响战鼓

一场没硝烟的战役,在天下

围剿人闯下的祸

雷抒雁是以写政治抒情诗闻名的。有一年,我任一家中央直属军工企业驻北京办事处的代表,常生活在北京。为我出版一本小说集的事情,有朋友介绍我去找《工人日报》的雷抒雁,说他和工人出版社熟悉。在《工人日报》报社大楼的后面,有一间光线很不好的底屋,是雷抒雁和另外一个副刊编辑的办公室。那时他刚转业到地方,估计事情也不是很多,加上和我的朋友熟悉,知道我也写诗后,就和我们大概“吹”了近一个小时。我很赞同雷抒雁那次对我们表达的诗歌创作主张。他认为“诗歌是诗人最主观性的,写诗就是要对时代做冷静的思考,认真分析问题,尽量地介入生活,体验生活。当你遇到一些事情,感到有了切肤之痛,就会产生创作的冲动。在这样的情绪下,写出的诗歌就往往被人记住。”

我认为黄官品的这组诗,一定是在有了“切肤之痛”而写下的。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出其不意暴风式地袭来,让多少人哽咽无语。诗人也是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同悲同泣。见着那一个个冰冷的数字,他的内心必然是和着泪水淌着血。因为毕竟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疫情,有多少人为之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包括那些果敢地走上前线的白衣使者。

在灾难面前,诗歌并不仅仅是呐喊,它需要的是一种带有温度的表达。诗人的目光正是聚焦在庚子年春节“这一刻”人们的生活与情感。读着《口罩里的恐慌》:

街头公园菜市场,一片荒草

餐馆商店诊所,一把新造的铁锁

从药店敞开的门,进出的人

披挂一身虚无的安慰

一座城,唱一幕空白的戏

这就是在疫情笼罩下的悲情城市。没有战栗的恐惧,但有深邃的悲伤;没有节日的烟花爆竹,有的是焦灼的目光。在黄官品的笔下,有村头告诫人们防疫的大喇叭,有忘记了放盐的年夜饭菜,“那倒出的酒/一口没喝”“一家人的言语/ 爬热锅上的蚂蚁/武汉那边怎么样了?”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周围百姓发生的变故,把紧张、肃穆的气氛推向了极致,让读者深深地被感染,被同化。

《庚子年春节:防疫记事》这是这样竭尽氛围的渲染,让诗人的人文关怀,在具象与抽象的记叙中流淌。对这种不把诗歌的感情基础,凌驾与游走于现实之外,而是在生活的体验中去走向诗的意境,我认为是难能可贵的。

无独有偶。也就是在这些为防疫抗疫而被关在家里的日子,我极为偶然地读到我的朋友、全国著名诗人李远胜的一首新作《武汉:二月悲歌》。其中的一些句子竟让我有了一种“不舍掩卷”的感觉。让我想起李远胜《武汉:二月悲歌》:

空旷的城市,空旷的东湖

像一个无比巨大的创口

刻下了二月的悲伤

也刻下了诀别和拯救。

李元胜在我们重庆是一个颜值很高的帅哥诗人,他的诗特别是那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曾经风靡一时。我本想请元胜谈谈黄官品的这组诗,不巧的是他的眼睛刚好做了一个手术,还不能用眼睛,他说要是在平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这里要说的是组诗《庚子年春节:防疫记事》,与元胜的《武汉:二月悲歌》,有着同工异曲之妙。都是写同胞和疫情的抗争,都是在一种悲壮的纪实的基础上抒发凝重的感情。

习总书记指出要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说大一点那是全人类美好的世界和平;说小一点就是全国人民一条心,武汉人民、湖北人民的伤,必然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再说小一点就会想到诗人对同一冷色题材的写作,他们的痛点往往是相同的。比较黄官品的《庚子年春节:防疫记事》和李元胜的《武汉:二月悲歌》,不难发现有担当的诗人,就是时刻把自己的“诗心”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在这次疫灾面前,诗人在《庚子年春节:防疫记事》里,为骨肉同胞遭受的苦难而悲悯,为共赴前线的军人、医护人员发出了生命的礼赞!

我的写作以侍弄长短篇小说和散文为主,有时也写一些诗或诗评。我知道在当下在诗歌界正提倡着要求诗歌应接地气,具有一种思想角力的新写实主义写法,就像小说界曾盛行的新体验主义一样。其本质意图是想从太多的诗歌虚无主义的窠臼中突围。我认为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在我们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诗歌的主流创作就应该有一种时代的主题意识。诗人要有一种时代的担当,这种“合为时而著”,就如一位诗评家所言“诗歌的时代文化担当,也就是一种美学坚守。”以组诗《庚子年春节:防疫记事》为例,我欣喜地看到黄官品近年的诗歌创作,已经显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大观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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